中国人民大学 李肖教授

肯定其精神气节者，多着眼于他们在朝堂上展现的凛然正气。面对廷杖之刑，他们视死如归，坚持己见，体现了士人的风骨。

批评其历史作用者，尖锐指出其长于内部党争。这种激烈的内耗严重削弱了明王朝的治理能力，被认为是导致国家衰落、无力抵御外侮乃至最终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诚然，东林党或许是具有反清的意识，但实际上，真正投身于实际抗清斗争者寥寥，未能有效凝聚力量号召天下，反而深陷朝堂纷争，暴露了其政治上的短视。

从全球史观视角看待那个时期的历史，东林书院兴起的时代，恰逢欧洲文艺复兴落幕，正步入近代化门槛——科技勃兴、民主意识萌芽、宗教势力式微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苏锡常地区，工商业蓬勃发展，新兴的市民阶层力量日益壮大。掌握大量财富的江南工商业阶层，自然对朝廷政策，涉及江南重赋的问题产生了自身诉求。东林党人很大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代言人，将这些诉求反映至朝廷，由此与代表皇权的宦官集团产生激烈冲突，这也是东林党后期遭受打压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然而，评价一个历史集团的关键，在于其行动的实际后果。东林党人怀抱崇高的道德理想，但满洲的崛起，国家亟需集中资源，加税养兵，以应对外敌压力。这个时候，东林党在朝堂上与皇权的对抗，客观上加剧了中央权威的瓦解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瘫痪，加速了王朝的倾覆。

清代，东林书院虽被官方收编，但其思想为后世，孙中山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参照。我们研究历史，并非为了简单臧否人物或预卜未来，而是通过剖析其成败得失，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理想和现实之间、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，那种深刻的冲突和相互影响。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复杂的人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风声雨声中的家国情怀

中国人民大学 李肖教授

有人或许会疑惑，现在的广州、深圳等沿海地区贸易同样繁华，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，其工商业的发展却比不上江南地区？其实这同当时的社会环境、地理条件等因素有关。

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明清时期通过贸易积累的白银大量外流，西方工业品凭借低廉价格大规模倾销中国，严重冲击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。如在染料行业，中国原本使用自产植物染料。但英国与荷兰在印度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，如靛蓝，并将工业制成品输入中国，对中国本土染料市场造成毁灭性打击。

重重矛盾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，给社会带来巨大动荡。有识之士痛感改革迫在眉睫，朝野上下逐渐形成共识：唯有变革方能图存。同时，西方列强凭借“船坚炮利”入侵的现实，更催生了“实业救国”的思潮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技术。这些社会剧变与思想觉醒，为江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。

在经济地理层面，江南地区历史上便是富庶的“鱼米之乡”和“丝绸之府”，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原料，人口基数大，拥有众多劳动力。地理位置上，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等地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，形成了发达的水运网络，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工商业发展。

民族工业便在此背景下萌芽。它们通常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，引进国外设备，利用本地相对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。这些产品在质量和规模上逐渐具备了与外国资本抗衡的实力。外部环境也提供了契机，当列强因战争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时，为中国民族工业赢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。

关于广州、深圳等华南沿海地区，虽然这些地区最早成为通商口岸，开埠较早，但在近代工业化初期，其地理劣势在于距离中国广阔的核心消费市场相对较远，交通联系不如江南便利。它们后来的腾飞，更多依赖于改革开放后全国乃至全球资源的汇聚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。

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，诸如茂新面粉厂等民族企业应运而生，肩负起发展民族工业、抵御外来经济侵略的重任。

民族工商业与实业救国

园林中的历史密码